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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章修改背後:為改革定調 回應社會關切

中共黨章修改背後:為改革定調 回應社會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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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10月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把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
中共黨章的每一次修改,往往是對當時黨面臨的重大問題的回答,它反映瞭黨的理論創新和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演進。十八大將修改黨章,並將寫入重大理論觀點據新華社報道,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10月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把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黨章是中國共產黨的總章程,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的重要主張,規定黨內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對推進中共黨的工作,加強中共的建設,具有根本性的規范和指導作用。通過修改黨章確立中共新時期新的戰略思想的做法由來已久。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黨章的每一次修改,往往是對當時黨面臨的重大問題的回答,它反映瞭黨的理論創新和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演進。”為改革發展定調從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黨的十七大,中國共產黨先後15次制定和修改黨章。黨章的修改和完善,反映瞭中共對黨的建設規律進行探索的情況,記錄著黨的歷史發展進程。如果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計算,中共黨章共修改瞭六次。謝春濤認為這都是在“歷史上若幹個重大的關頭”,關系到中共和國傢事業的發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此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決策。由於中共工作重心的轉移,一系列重大決策需要以黨的總章程的形式確定下來,因此,中共十二大對黨章進行瞭較大的修改。很多內容都是首次提出,並對此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產生瞭重大影響。比如,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命題,不失時機地提出瞭中共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目標,中共黨章通過修改,確認瞭新時期的主要矛盾和現階段的總任務。值得關註的是,中共十二大黨章第一次做出“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規定。而另一處首次出現的內容是,明確規定中共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中共元老彭真主持瞭82憲法的修訂,並針對“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提出“中共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中共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憲法和法律范圍之內活動”。彭真之子、康達律師事務所主任傅洋認為,這一原則被寫入黨章,這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確立的中國自己的憲政原則。中共十二大黨章由於第一次比較全面而正確地回答瞭新時期執政黨建設的目標、途徑和方法等基本問題,被認為是七大黨章之後的一個裡程碑。這部黨章的通過,標志著中共步入真正意義上的執政黨建設軌道。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開,此次會議對黨章的部分條文內容進行瞭修改。這次修改的特點在於,第一次系統地闡明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在黨建問題上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是依靠發展黨內民主、加強制度建設和改革領導方式、執政方式的新路子。中共十四大確立瞭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被寫入黨章。“報道評價這個決策是前無古人的歷史性貢獻,這個評價高得不能再高瞭。但是我覺得恰如其分。”謝春濤認為,十四大在黨章中寫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一個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十五大修改黨章,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寫進去。系統完整地提出並論述瞭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等問題作出新的論斷。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實現瞭領導班子的新老接替,此次會議修改的黨章,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中共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令人關註的是,這次修改黨章,對中共的性質作瞭新的界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此前的黨章從未上升到後者的高度。比如,中共七大黨章的表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十六大的黨章修改,亦補充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等內容,並增寫瞭“黨徽黨旗”一章。作為新的理論成果,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被寫入十七大的黨章。謝春濤認為,“提出這樣新的發展思路,在我看來,就是因為中央清醒地看到,我們的快速發展,遇到瞭困難、遇到瞭障礙、遇到瞭瓶頸。”回應重大社會關切在謝春濤看來,每一次中共黨章的修改,都回應著重大的社會關切。黨章修改的背後,是對禁錮改革發展過程中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回應。以中共十六大黨章寫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例,這並非簡單的詞語上的描述,背後是如何對待民營企業傢等新的社會階層成員的問題。這個問題,此前困擾執政黨很長時間,一直到中共十六大通過修改黨章才徹底解決。早在建國前夕,為瞭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調動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劉少奇到天津進行瞭一次調查研究,發表瞭著名的“剝削有功論”。但爭論並未平息,富農黨員在當時甚至被要求退黨。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共八大。這次會上,鄧小平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指出:“黨員必須是從事勞動而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人。”“八大”黨章明確規定: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才能成為本黨黨員。“文革”期間,50年代“紅色資本傢” 之說遭批判,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人員的定息被取消。改革開放後,個體戶應運而生,私營企業亦蓬勃發展。一方面,大量從事個體經營的中共黨員基層幹部和黨員群眾,為響應中共的號召帶頭發傢致富;另一方面,當時的政策使得他們受到批評,甚至要求開除黨籍。關於這些問題的材料一直被送到最高決策層。中紀委為此連開六次會議,決定把兩種不同意見爭論上報中央書記處。最後,開除雇工黨員黨籍問題按照鄧小平“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傳)和“看兩年再說”的指示獲得妥善解決。此後由於政治風波的發生,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提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謝春濤說,“這個規定在此後十年直接影響到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問題。”十五大之後,非公經濟快速發展,到2000年前後,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就業的群體已經不容忽視。由於“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這個禁區存在,而背後持這種觀點的人也大有人在,要放開顯然不是那麼容易。“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理論上進行回應。”謝春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營企業傢、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者、自由職業者、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後來被統稱為新的社會階層,這六種人在改革開放之前肯定沒有,改革開放以後會越來越多。這些人的能耐肯定比我們的工人農民大得多!他們擁護你是一種效果,不擁護你又是另一種效果,而擁護不擁護取決於共產黨對他們是什麼政策。”作為國內知名的中共黨史專傢,謝春濤受命參與到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的調研。“我們遍查歷史上關於這方面的文獻,最後發現,瓦窯堡會議在對待什麼人可以入黨的問題上,有著非常明確的態度。”1935年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決議指出,“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鬥,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社會成分是應該註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準。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願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鬥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佈爾什維克的戰士。”謝春濤說,這個規定否定“唯出身論”的入黨標準,既然如此,限制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理論基礎就不存在瞭。“2001年江澤民在‘七一’講話當中,提出瞭新的看法。他說新的社會階層成員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階層。”謝春濤說,“‘也’是什麼意思?就是傳統的階層是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但新階層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都是共產黨的自己人,不是‘異己’。”新的政策還規定,符合條件的人也可以入黨。1989年的老規定就直接廢除瞭。謝春濤說,“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廣大’毫無疑問,包含新的社會階層成員在裡面。”同樣,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大戰略思想寫入前夕,關於“市場”還是“計劃”的爭論亦非常激烈。謝春濤說,鄧小平在南方談話關於“計劃”與“市場”的論述為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奠定瞭基礎。但在中共十四大報告起草的過程中,圍繞著改革最終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問題,黨內仍有爭議。時任國傢體改委主任陳錦華回憶,“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被市場搞壞瞭,反對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聲調很高,甚至跟走資本主義道路聯系起來瞭,帽子很大。”更為重要的是,撒切爾夫人曾當面對鄧小平和江澤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詞是不成立的,隻有資本主義才可能有市場經濟。陳錦華回憶,到體改委正式上任以後,首先研究的就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1990年9月30日,根據他佈置的任務,江春澤送來瞭她整理的《外國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陳錦華說,“這份材料說明,計劃和市場根本就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與社會制度沒有關聯。後來蘇聯把它們聯系起來,自己弄個禁錮把自己套上瞭。”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4月1日晚上11點江澤民打電話給陳錦華,說:“改革的下一步怎麼搞?你們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給中央提個建議。”他還說,自己也在研究這個問題。4月15日,國傢體改委選擇廣東、江蘇、山東、遼寧、四川五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在北京專門座談改革設想,主要議題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座談會開瞭3個半天。會上,五個省一致表示,希望中共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有所突破,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後,陳錦華立即給江澤民和李鵬寫報告。很顯然,理論上的準備對此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大戰略思想寫入中共黨章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謝春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戰略思想的寫入,每一次都意味著打破舊的意識形態禁錮,對改革開放的推進意義重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八大修改中共黨章,和即將寫入黨章的重大戰略思想,亦將對當前的重大問題給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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